古往今来，叛逆的声音一直存在，从李渔、龚自珍到鲁迅、闻一多，从尼采到弗洛伊德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奔走呼号，将一块块“贞节牌”砸碎，将一张张“缠足布”撕毁。
尼采公开指出，“提倡贞节是公开鼓动反自然的行为，所有对性生活的轻视，所有用‘不纯洁’这个概念对生活的玷污，都是违反生命的重大罪行——都是违反生命圣灵的重大罪行。”
弗洛伊德则说，“我的印象是：禁欲不可能造成粗犷、自负、勇于行动的人，或是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大无畏的拓荒者或改革家，通常它只能造成‘善良’的弱者。”
但这种“叛逆的声音”也遭到不少的误解和反对。马尔库塞说：“本能的解放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日本的池田也指出，性解放“其汹涌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社会”，而罗洛?梅则感叹“我们的内在价值濒临全面破产。”
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汤因比，他也担心：“性革命为人类心灵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将是道德的混乱。”
诚然，性的泛滥和不加节制，不仅造成了性与爱的分裂，而且也使“性”本身庸俗化。因为这个时候，“性”的交流不再是爱的施予与实现，而只剩下动物意义上的官能感觉的追逐，甚至沦为病态的虐待。“性”蜕变为快感的工具与机械的载体，失去了任何灵性与人性。
正如罗洛?梅所嘲笑的：“两性关系如此亠致使保持个人内在中心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会如何性交而不是真正动情”。
倘若“性”所含蕴的丰富情感与高尚的人性失落了，剩下的只是干枯而机械的“床上机器”，那么，“性已不再是对人的拯救，反而成了一种考验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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