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下午,我和白颖返回北京。此后,工作之余,我会打电话给母亲,问起郝小天的病情,有时候换作妻子打过去问。听母亲那边讲小孩做了化疗,有所起色,我们就喜出望外,要是听到母亲在电话里头叹息,就跟着心情不好。连续四五个月,基本如此,郝小天的病情时好时坏。眼瞅暑假就要来临,某天白颖下班回到家中,讲起她们医院聘来三名外国医师,专攻癌症,且引进了最先进的化疗器械和药物,何不让郝叔把儿子带到北京来治,兴许希望更大些。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她连声称好,说你和白颖在那边安排一下,过几天她就带郝叔父子进京。妻子把情况跟他们医院领导讲后,得到了院方的同意,表示安排最好的专家团队会诊。我们夫妻又整理出一间客卧,置办了一套全新的床上用品,准备给郝叔父子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给母亲去了个电话,母亲说他们后天就到。
到了后天,我开车去高铁站接上母亲一行三人,当晚就在家里为郝叔父子接风洗尘。次日早上,母亲和妻子带郝叔父子到北京人民医院会诊。医院专家团队出具了一个安全完备的治疗方案,但手续后,小孩还需住院观察治疗三个月。考虑患者情况,可以免去一半费用,仍需缴纳二十万药费。我们夫妻和母亲一合计,决定总共出十万元,剩下十万元,在各自单位募捐。后来《人民日报》得知此事,刊文号召社会人士踊跃捐款,最后总共累计得善款八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
小天手续后,住院观察治疗期间,郝叔几乎一天二十小时陪在儿子病房,偶尔回我家住一个晚上。母亲则主要忙着筹款之事,接待来病房探望小孩的捐款人,闲暇之余就会到医院看望孩子。我和妻子一边上班,一边协助母亲筹集善款。暑假过完,母亲要回学校上班,说等小孩出院时再过来看望郝叔父子。我开车送母亲到高铁站,临别之际,郝叔突然给母亲下跪,感激涕零。
一个月后,郝小天病症全消,出院前一天晚上,母亲连夜飞来,喜悦之情不溢言表。第二天,我们夫妻和母亲,连同一些其他爱心人士,热热闹闹地一起前往北京人民医院,迎接郝小天出院。郝叔老泪纵横,给医院领导、专家、护士不停下跪,也给来医院迎接儿子出院的捐款人下跪,几乎逢人就跪,我们拉都拉不住。八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善款,扣除十万元治疗费以及我们夫妻和母亲所出十万元,还剩六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母亲以各界爱心人士善款的名义捐给红十字会二十万,三十万留给郝叔作为安家费,余下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九元用作人情送礼。
郝叔视我们全家为救命恩人,千恩万谢,甘愿做牛做马来报答,一定要儿子认母亲为干妈,并改姓左。盛情难却,母亲高兴应承下来,但没同意郝小天改姓。在我家住了两晚,郝叔要随母亲返回长沙,我和白颖一再挽留郝叔,要他们父子多住些日子。母亲也劝郝叔,说孩子病好了,你应该多带他到北京玩玩,不要那么归心似箭。郝叔听从母亲的话,接着在我家住了十来天,我才送他们父子回到长沙,与母亲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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