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美玲认识是在2009年的10月。此前，我毕业不久，在一个乡下的中学教书，因为年少轻狂，决心到外面闯闯，于是独自一个人背着个双肩包就莽撞地来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才发现生活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一年，我像一个扫帚星一样。我不知道是我的到来给公司带来了厄运，因此倒闭，还是因为公司本身就已经快要寿终正寝，而我则作为它濒死的征兆和宣告终结的死神，在它苟延残喘之际，命中注定般来到。总而言之，这一年我入职的三家公司，都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解散的解散，倒闭的倒闭。
我找的第一个工作在东四环，在大成国际中心，是一家文化公司。我去的时候，公司正和中国文联合作，编辑一本厚厚的诗集。那时候我经常往长虹桥跑，去文联大院找一个诗人，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扎着一个辫子，头发花白，穿着紧身的皮裤，开始我总觉得他是变态，但是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人其实很善良，就像个孩子，只是他写的一些口水诗，非要得意地读给我听，我还不得不点头叫好，我客套的叫好，他却非要问到底好在哪里，让我很烦。他把一摞二三十公分的稿子用绳子捆起来，让我提溜回公司，然后就是校稿，修改错字。老板告诉我，现在文化单位穷，但是又抹不开脸面正大光明地赚钱，我们文化公司和他们合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打着文学的名义把钱挣了。我编辑的诗库，从全国挑选了上千个诗人，每人选一首或一组诗歌，出版后，定价两百块钱一本，但是作者不送样刊。有中国文联这个金字招牌，就是收个版面费，作者也是求之不得。何况不收，只要求作者每人买几本样书。这样算下来，一千多诗人，一人就算两本书四百块，保守估计，也能收回四十万，除掉成本，利润也是极其可观的。在我们的老板为自己的商业模式自鸣得意的时候，公司被调查了，好像是“非法出版”还是什么原因，门上被贴了封条，我们就地解散，就各谋出路了。
我找的第二个工作是在一个三星级酒店做企划，酒店就在通惠河边上，一片红墙绿瓦的古建筑里，主打淮扬菜。那时候，这里才刚刚开发，远没有现在这般繁华，就是在白天也极其荒凉，四处都挂满了招商引资的横幅和海报。这家酒店差不多是第一家入驻的商家，因为周围再也看不到有其他公司在营业，生意的冷清可想而知。在早期，都是老板的朋友开车远道而来消费捧场，开始几个月还勉强支撑，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就宣告解散了，我和三四十个厨师、服务员一起，卷了铺盖卷又滚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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