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最后一学期，校园里充弥着末日狂欢的气氛。情侣们面对渐渐逼近的聚散离合，或笑如春花，或泪如雨下，但都不肯放过这日落前的时光，象疯了一样在情人身上消耗最后一袋精力，招待所外飘荡着宛转嘹亮的呻吟声，小树林里丢满各种口径的避孕套。大家去向已定，未来宛在眼前，却又看不真切，欢乐的表情掩饰不住每个人焦灼的心理。王大头整日泡在酒缸里，老大每到下午，就骑自行车狂奔到一个小镇上看黄色录相，陈超学会了泡妞，天天到工学院瞎混，穿着花马甲打台球，满嘴的污言秽语。那段时间我们都忽略了李良，他第三次失恋后，变得异常消沉，工作也不联系，每天蓬头垢面地只顾打麻将，家里寄来的那点生活费输得净光，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劝过他几次都不听，还骂骂咧咧地表达他对生活的疑问：“他妈的，你说活着有什么意思？”
有一天熄灯后，老大照例向我们传授黄色录相的中心思想，流着口水赞美叶子楣的第二性征，绘声绘色地描述洋妞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的英勇形象，陈超听得憋不住了，跳起来大喊一声“我操”，端着脸盆就去冲冷水澡。不到两分钟，他咚咚地跑了回来，站在门口叫我，“陈重，快出来，你看看李良！”
那时离毕业只有一个月。齐妍已死，我们眼睁睁看着那堆美丽的的血肉渐渐远去，06宿舍的张军早变成了飞灰，月光冷冷地照着那张空荡荡的床。我走过长长阴暗的楼道，心里有种异样的敬畏。
李良斜靠水泥台坐着，一动不动，头耷拉在胸口，牙刷和香皂摔在地上，水龙头哗哗地大开着，我说李良，你怎么了？他还是一动不动。陈超探了探他的鼻息，吓得脸色铁青，说娘呀，李良死了！我凶狠地瞪他一眼，挟手挟脚地拖着李良往回走。其实我心里也在害怕，怀里的李良一点热气都没有，四肢僵硬，没有心跳也没有呼吸。好容易回到屋里，我累得气喘吁吁，老大甩着两条毛腿过来，帮我把李良扛到床上，我们面面相觑，心里都在扑通扑通地跳。
那是他第一次发作，后来在校外小酒馆里又晕倒了一次，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有个预感：李良死的时候，身边一个人都不会有。
我好长时间没去他家了。想想人也真是虚伪，那层纸不捅破，大家就是好朋友亲兄弟，一旦说出真象，就立刻咬得鲜血淋漓。恩爱夫妻也好，生死之交也好，谁能知道在山盟海誓背后，你怀中的那个人在想些什么？
王大头说他亲眼看见李良往胳膊上扎针，“密密麻麻的针眼，能吓死人”，他皱着眉头，无比厌恶地说。我毛发倒竖，责怪王大头早不告诉我，他说李良不让说。“你也别管了，李良自己说的，他就剩下这么点乐趣了。”我说操，心里象有什么东西被突然打碎了，手脚一齐哆嗦，王大头也来了情绪，抓起酒杯狠狠地掼在地上，旁边几桌惊恐地望着我们，他拍出100块，瞪着血红的眼睛骂他们：“日你妈，看什么看？！”
李良毒瘾不发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听音乐、看书、在电脑上作期货分析。我说戒了吧，男人爱嫖爱赌都不算大毛病，一沾这个可就真的完了。他敲了一下键盘，电脑换了个画面，问我：“你知道叶梅为什么会跟你上床？”我垂下头，说我不是人，你就别提这个了。他转过脸来，说这事不全怪你，“是我不行。”
我张大了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又转身去弄他的电脑，平静地说：“我为这个苦恼了十几年，但想通了也就那么回事。昨天跟陈超通电话，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老二罢工了。”我心里象装了一只刺猬，毛糟糟得难受，涩着嗓子问他去医院看过没有，他说看也没有用，小时候被我爸踢过一脚，踢坏了。说完他站起来走了几步，在我背后嘿嘿地笑，“你知不知道，陈重，我那天很想把你也废了。”
李良是我们宿舍最后报到的。九零级的老乡特意关照，说这屋还有一个四川的，你们要多多照应。那天夜里十二点多，李良在外面轻轻敲门，用椒盐普通话说：“同学，请开一下门，我也是这个宿舍的。”我憋着笑，打开门让他进来，1991年的李良穿一条灰布裤子，提着一个巨大的旅行包，脸上有点害羞的表情；1991年的王大头睡得呼噜震天，一只胖手搭在肚皮上；1991年的陈重只穿条裤衩，微笑着向李良伸出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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